库欣对脑外科手术的影响具有革命性意义。在他手中，手术死亡率从50%降至10%以下。正如其传记作者迈克尔·布利斯所言：“哈维·库欣成为有效神经外科手术的奠基人，而无效的神经外科手术有过很多奠基人。”此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配资渠道之家，以达·芬奇般的精确度记录了手术细节。
库欣不仅详细记录了每位患者的病史、绘制疾病的发展过程图，还在患者去世后保存他们的大脑。通过研究这些尸检标本，库欣迫使自己直面手术失败的案例，以此鞭策自己不断精进医术。如今，这些被单独保存在玻璃罐中的离体大脑标本，仍被陈列在耶鲁大学哈维·库欣/约翰·海伊·惠特尼医学图书馆供人参观。
库欣每天工作14～16小时，每周工作6天，几乎不休假。他的休闲活动包括打网球和收藏罕见的医学书籍。因职业需要，他经常出国旅行，旅途中总会花数小时钻进偏僻小巷的店铺搜寻藏品。或许正因如此，他成了一位“缺席”的丈夫与父亲——抚养5个孩子的责任全落在了妻子凯特肩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已在欧洲待了两年（1917~1919）的库欣回到家中，但他并没抽出时间与妻儿重新亲近，而是立即投入了工作。凯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恳求道：“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被伤透了——也许是我的心。”在另一封信中，她倾诉着自己的痛苦，哀叹他们脆弱的婚姻，写道：“这些话我没法当面跟你说，因为你总是太忙，或者太累。”
库欣以其压抑的清教徒性格著称，这种性格在他得知23岁的儿子比尔的死讯时展露无遗。当时比尔刚在耶鲁大学读完大三，勉强通过了课程考试，于是整晚都在庆祝。但在回家途中，他开车撞到一棵树，当场丧命。当库欣得知消息时，他正在医院里，这天是周六，他正准备开始当天的第一台手术。这位外科医生既没有崩溃痛哭，也没有推迟手术，而是径直走进手术室完成了手术。直到手术结束后，他才动身前往纽黑文认领儿子的遗体。
库欣的另一个儿子亨利在耶鲁大学因多门课程不及格而退学，此后因精神崩溃再未返校。不过，他最终康复并成功进入商界。库欣的3个女儿命运则要好得多。她们被称为“传奇的库欣三姐妹”，都嫁入了豪门。3人的6位丈夫中不乏阿斯特家族、惠特尼家族、罗斯福家族、莫蒂默家族的成员，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创始人威廉·S.佩利。有人或许会认为，她们的母亲在培养她们时，有意让她们去寻找那些既有足够财富，又有充足时间专注于婚姻的男性。但与母亲不同的是，当婚姻中失去爱意时，这些女孩会选择放手离开。
库欣强硬的性格也让他在员工中相当不受欢迎。用布利斯的话说，库欣“用他的蔑视和嘲讽把护士弄哭，把住院医师逼到精神崩溃”。他的学生之一珀西瓦尔·贝利（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神经外科负责人），曾委婉地形容库欣“言辞尖刻”。
如果放到现在，医院管理层不会容忍库欣对待员工的态度。毫无疑问，他会被直接送去参加强制性的愤怒管理课程。有点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对同事态度冷淡、公事公办，但在患者面前，他却因友善的态度而深受爱戴。
库欣也不是没有其他缺点，他深受当时盛行的反犹主义偏见影响。话虽如此，这并未妨碍他培养出一位杰出的犹太裔神经外科医生——利奥·达维多夫，此人后来在纽约市几乎所有犹太医疗机构都留下了印记。尽管达维多夫出身卑微——拉脱维亚一个鞋匠的儿子，但他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随后在波士顿彼得·本特·布列根医院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师从库欣。在其漫长而卓越的职业生涯中，达维多夫先后担任布鲁克林犹太医院、布朗克斯蒙蒂菲奥里医院、曼哈顿西奈山医院和伯利恒以色列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并最终在布朗克斯创办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
此外，作为对希特勒暴行的回应，库欣为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医生争取到了工作职位。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列在了紧急援助外国流离失所医生委员会的信笺抬头。
该委员会的使命是帮助重新安置犹太难民医生和科学家——这再次印证了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分裂的自我，以及大脑的神秘。每个人都可能既是杰基尔博士又是海德先生，具体表现取决于所处环境，库欣医生也不例外。
如果可能的话，任何当代神经外科医生应该都想穿越回过去，亲眼看看库欣的手术过程。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写：“观摩库欣做手术，就像观看弗洛伊德给患者做精神分析……或者教皇主持弥撒。”幸运的是，他的一些学生记录下了这些经历，并留下了库欣在1931年4月15日进行的第2000例脑肿瘤手术视频。患者是来自纽约的31岁女性艾达·赫斯科维茨，库欣治愈了她的垂体瘤。为纪念这一重要时刻，团队送给他一个银质香烟盒，据说里面装有2000支香烟，每支香烟代表他切除的一个肿瘤。
库欣在手术室里工作时，身边会跟着一名住院助理医师，一群坐在可移动平台上的观察者环绕在四周。这个平台可以旋转，从一个位置转到另一个位置，以提供最佳视野。他的一位住院助理医师回忆起这段经历：
库欣的手术室是个安静的场所。他用一套手势向助手示意自己所需的器械，比如拇指和食指捏合代表手术刀，手掌伸开并翻转手腕表示持针器，两根手指快速摆动表示剪刀，诸如此类。库欣的手术过程进行得异常缓慢……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库欣仿佛不知疲倦为何物，展现着他那运动员般的精力。
另一位学生回忆说，在库欣进行的一场漫长手术中，他手持牵开器时打瞌睡了，库欣训斥道：“眼睛盯紧！”
除了开创神经外科这一领域，库欣还发现了如今被称为“库欣反射”的现象（当颅内压升高时，血压上升，心率下降），以及“库欣综合征”。库欣的名字还被用于命名美国军舰、纪念邮票及神经外科学会：哈维·库欣学会（该学会后更名为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这是当今美国最大的神经外科专业组织）。闲暇时，他撰写了关于其导师威廉·奥斯勒爵士的权威传记，并因此获得普利策奖。具有讽刺意味（且或许有点不公）的是，这位“现代神经外科之父”从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尽管他被提名的次数高达惊人的38次。
库欣对神经外科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当今任何一位在美国受训的神经外科医生都能将自己的学术传承直接追溯至哈维·库欣，其间相隔不超过六代人。尽管库欣留下的卓越遗产像重担一样压在现代神经外科医生的肩上——就像它当年压在他儿子们的肩上那般，但我们也有幸身处一种库欣未曾享有的信任氛围之中。
如今的公众普遍认为，当代神经外科医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便也会有失误的时候。而且与库欣的时代不同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不再需要成为无畏的冒险者。尽管神经外科培训和执业依旧耗时费力、令人心力交瘁，但如今患者的治疗效果较库欣时代已经有了显著提升。
因此，现在的神经外科医生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且不必再冒该领域早期普遍存在的抑郁和药物成瘾风险。但许多高难度的脑部手术仍然充满危险。如果手术操作不够精准专业，术后并发症和不良结果可能会频繁出现。库欣对其专业的专注以及其精湛的手术技术配资渠道之家，不仅奠定了这个职业的基石，而且至今仍激励着脑外科医生不懈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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